公司控制权就是对公司发展和利益分配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而其中决定公司的董事人选，进而决定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的权力最为重要。在企业管理理论中，“控制权”一词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出自Berle和Means合著的《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

拜金女追求的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婚姻的准入壁垒，一般人看到这么高的壁垒早就望而却步了，更不要说参与竞争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拜金女追求的是一种稳定的婚姻。

当外部主体认为公司潜在价值并未得到充分挖掘时，就会通过证券市场的并购等方式争夺公司的控制权，并进一步重整公司的治理安排，由此实现公司潜在价值的最大化。

我和父母对话的变迁（或者说没变迁）反映了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海底光纤、网络语音技术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通信成本大幅降低。试想，如果还是1美元1分钟的越洋电话费，没有一家公司可以把电话客服中心外包到别的国家。而现在便宜到了1美分1分钟，所以很多美国大公司都把电话客服中心外包到印度了，正好印度人民从小就说英语，不用太多的培训。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标准以及评价指标重要性系数的基础上，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公司治理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其基本模型为：

中国男性第一次结婚的年龄比美国早3年，比日本早6年，比德国早9年，比台湾地区早8年。那么，日本和德国42岁首贷买房、台湾地区36岁首贷买房、美国30岁首贷买房，都比中国晚几年，也就不稀奇了。

评价标准是评价系统的三大要素之一，是编制治理指数的基准，明确的评价标准对于获得合理的评价结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目前没有一套有关公司治理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甚至世界范围内目前尚未有有关公司治理的明确的标准，比如股权结构的标准、独立董事比率的标准等。

有意思的是，我还比较了男学生和女学生的决策，看谁更理性，不是俗话说女人是感性动物么？我的数据显示女学生事实上比男学生更理性。太有趣了！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必须考虑我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公司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一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法律以及企业的实践等在公司制度的确立与演进中起着重要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是在受着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及长期计划经济制度遗产影响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感谢老祖宗，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汉字的时候有一个捷径。汉字与西方文字不同的就是，汉字是象形的方块文字，对孩子来说，它本身就是一幅生动的图案。

在对卡尔的教育里，我将知识融入他的游戏之中，把着眼点放在认识事物、传授和巩固知识上。儿子通过这些游戏，自然会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巩固这方面的知识。像“哪儿错了？”“什么动物吃什么？”等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人是理性的”指的是一个决策者的选择是经过对所有可能的选择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总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经济效益的决策，而不是出于情绪、偏见或者习惯(甚至不是出于道德)。有一个海盗分金币的游戏可以很好地展示什么叫做“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

从近代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史上来看，公司治理评价与公司治理指数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产生，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及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资本所有者基于强化公司控制权以及投资者为了正确投资而提出来的。

除了见人，还要见物。只要有空，我就带儿子去参观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植物园、工厂、矿山、医院和保育院等，以开阔他的眼界，增加他的见识。在参观前，儿子都要先阅读大量有关的书籍，有一个大体的了解，然后再通过自己的眼睛实地接触这些事物，获得大量与直接感知相一致的信息与知识。

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看，吴三桂是一个极不敢于冒险的人。如果他去参加《一掷千金》的节目，估计几轮下来就会接受银行家的报价，和陈圆圆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日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