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伦理道德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

社会伦理道德的外部约束是指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主流的价值准则、伦理观念等对公司利益相关者态度、行为等的影响及约束，它不是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现出来，而是通过根植于一个社会文化之中的、具有广泛社会认同和潜在约束力的道德准则体现出来。它与监管和法律约束的不同在于其约束力是潜在的和无强制力的。有关这方面的认识包括：企业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专业机构和自治团体的道义说服、社会诚信与经理人员道德等。

（1）按照Wartick和Cochran（1985）的说法，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以下面两个假设为前提：第一，企业要实现生存，其经济活动必须满足社会的要求，其行为和经营过程必须遵循已有的一系列社会规则，或者说企业与社会有一个契约，这个社会契约暗含着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着一个类似道德机构的角色，其行为最终体现为对某种社会认同价值的遵循或者强化。从这两个前提出发，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economic responsibility）、公共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社会反应（social responsiveness）三个方面，企业的经济责任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理性的认识，认为企业只是要满足其所有者利润实现的需要；企业的公共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满足利润最大化要求外，还要体现出对社会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这些公共政策可以包括公平的就业机会、劳动者的安全保障与健康、环境的保护等，Cochran（1985）称之为企业的双重责任，一是对市场的责任，类似于经济责任，二是对公共政策过程的责任；企业的社会反应是强调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从被动的遵从向积极响应的转变，企业主动响应的行动产生了对某些社会认同价值准则的强化。

（2）专业机构和自治团体的道义说服。英美国家的一些专业机构和自治团体、行业协会等都有对该团体内各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导的准则，这些准则虽然没有强制意义，但是其约束力是明显的，如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蓝带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ssion）、美国会计师协会等对有关公司治理规则的建议和对《公司法》内容修改以解决公司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建议等。美国商业圆桌会议是一个大公司CEO组织的专业协会，从1978年到现在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司治理准则方面的文件，表现出各专业协会从规则上对CEO行为的约束。Black和Coffee（1998）曾经研究了英国存在的由机构投资者建立的各种组织对各种投资基金管理者行为的自我约束或者自我管制问题，如英国保险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基金管理者协会（The Institutional Fund Managers Association）、国家退休基金委员会（The Natural Association of Pension Funds）等，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基金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基金与该基金投资所在公司的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制定行业准则等，甚至有时直接参与到处于经营危机状态的公司经营过程中。在英国，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超过60%，因此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倡导的行为准则对公司治理具有重大影响。

（3）社会诚信也可以说是社会信用，是指单个自然人或者法人与其他自然人或者法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发生守信履约行为。在这里，社会经济交往主要是指产品和资金交易过程。良好的社会信用意味着交易过程的有效率或者交易成本的减少。因此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对公司治理产生外部的约束作用，这种外部约束体现在公司之间的交易过程中，也体现在管理者与所有者、所有者之间等的交易过程中。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对经济主体完整的信用记录，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信用管理的立法和执法，即信用使用的规范以及失信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对信用交易的监管，以及信用管理的民间机构的建立；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发展；等等。

（4）管理人员道德主要是指管理者的职业道德，与此有关的理论主要是有关声誉的研究，也被称为声誉理论，如Kreps（1990）等。按照李军林（2002）的认识，Kreps等人对声誉的研究以及由此得出的声誉对行为主体的激励效应理论是一般意义的，它可以被用于对企业行为的解释，企业就是“一个声誉的载体”，也可以被用于对单个管理者行为的研究。声誉与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密切相关，企业的经营者也有建立和维护良好声誉的积极性。声誉效应是企业经营者的重要激励机制，在声誉效应的激励机制下，管理人员有提高自身工作积极性的内在动力。声誉机制的实施与经理人员市场的发育紧密相关，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激励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