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离婚要比结婚难？(转换成本)

钱钟书先生写的《围城》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尤其以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见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小说是以海归青年方鸿渐的感情经历和婚姻生活为主线，来说明婚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为此书写的后记有这么一段文字：“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站在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欲望大都如此。”没错，婚姻就像围城，一旦进去就不容易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围墙。要想走出围城，就要翻墙，那么容易不容易出来就要看这堵墙有多高，墙越高越不容易翻。这堵墙在经济学中叫转换成本。顾名思义，在这里，转换成本就是换一个妻子（丈夫）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金钱上的损失、感情上的伤害、时间上的花费等。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有了很多的专用性投资，比如买了房子、生了孩子，那么转换成本就更高，要想翻过这堵围墙就更难了。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离婚率越低越合理。但是，政府不能期望人们靠自觉不离婚，所以索性把离婚的围墙砌得高一点儿，让离婚的过程和花费都比结婚复杂且高。这样，翻出婚姻的围墙和翻进婚姻的围墙相比，要困难很多，可以有效地降低离婚率。另外，把离婚的墙修得高一点儿，也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头脑一发热，就翻了出去；等冷静了，又翻回来，像电视剧《裸婚时代》里的主人公似的，来回折腾。

在经济和管理领域，转换成本指的是公司或者个人如果想要换一家供货商，或者换一种产品、一种服务，这家公司要付出的成本。这和妻子或者丈夫要翻越婚姻的围墙一样，也有难度高低之分、成本大小之说。转换成本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对于非标准化耐用商品的购买和使用，一旦买入并使用习惯了某件非标准化耐用商品，就产生了很高的转换成本，就不容易再换用别的替换产品，特别是这件非标准化耐用商品还有后续的互补产品。就好像摄影爱好者考虑购买尼康还是佳能系列的单反相机一样，这两种相机的机身和镜头都不是标准化的，也就是说，佳能的机身不能用尼康的镜头，尼康的相机不能用佳能的镜头。选中其中一个系列以后，就要投资购买和机身同品牌的各种不同用途的镜头。这些镜头很昂贵，投资很高，所以一旦选中一个系列就很难再到另一个产品系列里了，因为转换成本很高。

在信息技术领域，一家公司如果和它的某家供货商或者某位客户使用的信息系统是要个性化开发的，那么转换成本就很高，以后一脚“踢”开它们就很难。几十年前开始使用的电子数据交换（EDI）是一种帮助公司和供货商之间传递信息的信息系统，但是这种信息系统没有标准化模式，每一家公司都要根据自己公司和其供货商之间的情况定制开发，所以开发出来的电子信息互传只能在这两家公司之间使用。一旦两家公司闹“离婚”了，开发出来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就没用了，变成了废物，等公司找到新的供货商还要再开发新的电子数据交换系统，可见转换成本之高。所以，电子数据交换一般都是大公司才用得起，而且是用在和它们的长期合作伙伴之间。最近十几年，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已经成为了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的一个有效的替代品，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信息传递系统由于使用互联网的开放技术标准，不用定制开发，大大减少了企业的转换成本。

有围墙就有墙的两边。一边想把围墙修得高高的，让里面的人一个也别出来；另一边希望围墙别太高，什么时候想出来就出来。这就是公司和顾客之间不同的思维模式，公司希望围墙高，把每一个顾客都圈在里面别走，而顾客希望围墙低，给自己留有别的选择余地。

一家企业想要把围墙修得高高的有很多办法，其中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是顾客忠诚计划。比如你去坐国航的航班，可以办一张国航的知音卡，以后每次坐飞机都会把里程攒起来，等到了一定的数目就可以换成一张免费的机票。在这里，越攒越高的里程就是围墙，即转换成本，相当于你把自己给围在国航的“围城”里了。如果你要换航空公司，就有可能浪费了所有已经积攒起来的里程。

如果一家企业的产品有广泛的网络效应，那么这家企业可以尽量增加使用自己产品的用户群，使网络效应成为一堵高高的转换成本的围墙，把顾客都关在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现在流行的社交网络，如果你在新浪开了微博，渐渐积累了很多粉丝；或者你在人人网有账号，联系上了很多老朋友，你的网络效应就很高，你的转换成本也就很高。如果你把新浪微博转到腾讯微博或者从人人网转到别的社交网站，你就要从头开始积累你的粉丝和朋友，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还有一个关于建立更多的用户群而增加转换成本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用的QWERTY键盘的例子。读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用的键盘字母的排列是那么不规律？为什么不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或者按照每个字母的出现频率排列？打字机刚发明的时候，其键盘确实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这样学得快，打得也快。但是，那是在19世纪60年代，科技还很落后，打字机的设计还不完美，如果打字速度过快，某些键的组合很容易出现卡键问题。怎么办呢？由于科技落后，卡键的机械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于是有一个聪明人克里斯托夫·拉森·授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灵机一动，如果把打字人的打字速度降下来不就解决问题了么？于是，他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最不容易够到的相反方向，最大限度地放慢敲键速度，以避免卡键，结果发明了QWERTY键盘布局。1986年布鲁斯·伯里文爵士曾在《奇妙的书写机器》一文中表示：“QWERTY键盘的安排方式非常没效率。比如，大多数打字员惯用右手，但使用QWERTY键盘左手却负担了57％的工作。两小指及左无名指是最没力气的指头，却频频要使用它们。排在中列的字母，其使用率仅占整个打字工作的30％左右，因此，为了打一个字，时常要上上下下移动指头。”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一百多年前形成的、以放慢敲键速度为目的的键盘排列方式却延续至今！这是为何？主要就是因为转换成本太高。一个人学会用QWERTY键盘了，10个人学会了，100个人学会了，慢慢地使用QWERTY键盘的用户越来越多。等到技术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可以从机械原理上解决卡键问题的时候，QWERTY键盘已经太普及了，成百万上千万的人都在用QWERTY键盘，并且世代相传。这么大的用户群，要想推广一种更有效率的键盘布局，而让他们都重学，这是多么大的转换成本啊！因此，只要键盘存在一天，恐怕我们永远都要使用QWERTY键盘。